翻譯理論,即在翻譯過程中所涉及的理論,其中有的理論是可以直接描述并且可以通過訓練習得,而有的理論只能停留在理論層面。
著名的翻譯理論有:
嚴復的“信 達 雅”
克里斯蒂娜·諾德的“功能翻譯理論(functionalism)”
尤金·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functional equivalence)”
克特福德“語言學觀”
巴斯奈特“文化轉(zhuǎn)向說”
傅雷的“傳神”——針對文copy學翻譯
現(xiàn)代常見的“忠實、通順”等著名的翻譯理論。
口譯最有影響的三大理論是:
1.釋意理論。就是提出三角形翻譯過程的假設(shè),認為翻譯對象應(yīng)該是源語信息的意zhidao義而不是語言外殼。
2.認知負荷模型理論。這個有很強操作性。
3.思維適應(yīng)控制模式理論。任何熟練行為都要求將陳述性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轉(zhuǎn)化為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
1、語言學派翻譯理論 奧古斯丁發(fā)展了亞里士多德的“符號”理論,提出了語言符號的“能指”、“所指”和譯者“判斷”的三角關(guān)系,開創(chuàng)了西方翻譯理論的語言學傳統(tǒng)。
20世紀初,索緒爾提出普通語言學理論,標志這現(xiàn)代語言學的誕生,也為當代翻譯研究的各種語言學方法奠定了基礎(chǔ)。雖然出現(xiàn)了各種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論方法,卻存在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以語言為核心,從語言的結(jié)構(gòu)特征出發(fā)研究翻譯的對等問題。
2、闡釋學派翻譯理論 闡釋學Hermeneutics是關(guān)于理解、解釋及其方法論的學科,它的歷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在希臘神話中,赫爾墨斯(Hermes)是負責解釋、翻譯神旨、傳達神諭的使者。
古希臘時期的闡釋學主要用于邏輯學和辯論術(shù)以及一些宗教、文學經(jīng)典著作的解釋,其目的不外乎消除文本的歧義和誤解。到了中世紀,闡釋學成為《圣經(jīng)》研究的一個分支,通過對宗教典籍的注釋、說明向人們澄清上帝的意圖。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闡釋學的研究領(lǐng)域不再拘泥于宗教經(jīng)典,而是擴大到對整個古代文化經(jīng)典的闡釋。 翻譯理論,即在翻譯過程中所涉及的理論,其中有的理論是可以直接描述并且可以通過訓練習得,而有的理論只能停留在理論層面。
著名的翻譯理論有:嚴復的“信達雅”、克里斯蒂娜·諾德的“功能翻譯理論(functionalism)”、尤金·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functional equivalence)”等著名的翻譯理論。
美國奈大的功能對等理論。Nida's funtional equivalence.
Newmark紐馬克 semantic transaltion and communicative tranlation.第一種側(cè)重于文字意思的翻譯。第二種則側(cè)重交際意圖的傳達。the first focus on literal translation.the second focus on delivering the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to target audience
標準古有‘信達雅’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 elegance.
忠實、通順 faithfulness and smoothfulness
方法歸化domestication異化foreinization
加譯addition,減譯delection,直譯literal translation,意譯free translation
功能翻譯理論強調(diào),翻譯是一種特殊的交際形式,涉及三種文本:原語文本、譯者的圖式文本和譯語文本。對于原語文本,最重要的是抓住作者的修辭功能正確理解原語的修辭功能,是產(chǎn)生理想的圖式文本的關(guān)鍵。而正確把握原文的認知圖式又是正確理解原文修辭功能的基礎(chǔ)。理想的圖式文本來自原文的認知圖式,來自對原文作者的修辭意圖的準確把握。在這個圖式文本的基礎(chǔ)上,產(chǎn)生怎樣的譯語文本,除了修辭功能等值之外,還應(yīng)該考慮翻譯的目的和讀者對象。
解構(gòu)主義解構(gòu)主義及解構(gòu)主義者就是打破現(xiàn)有的單元化的秩序。當然這秩序并不僅僅指社會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會道德秩序、婚姻秩序、倫理道德規(guī)范之外,而且還包括個人意識上的秩序,比如創(chuàng)作習慣、接受習慣、思維習慣和人的內(nèi)心較抽象的文化底蘊積淀形成的無意識的民族性格。反正是打破秩序然后再創(chuàng)造更為合理的秩序。 傅雷也有自己的一些翻譯理論1.選材的標準。傅雷在選擇原文時,首先考慮的是選擇具有時代精神,符合社會發(fā)展 趨勢及讀者需要的作品。
2.理解、表達與讀者。傅雷認為,要忠實讀者必須忠實于原著。如何做到忠實原作主要應(yīng)做到兩點:第一,理解要“化為我有”。傅雷認為,首先要“事先熟讀原著,不厭其煩,尤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讀四、五遍決不動筆,是為譯事基本法門。第一要求將原作(連同思想、感情、氣氛、情調(diào)等等)化為我有,方能談到譯”。
第二,表達要“傳神達意”。傅雷曾說過:“領(lǐng)悟為一事,用中文表達為又一事?!比绾巫龅健皞魃襁_意”應(yīng)該做到以下三點:(1)進行中文寫作。傅雷曾說過: “理想的譯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那么原文的意義與精神,譯文的流暢與完整, 都可以兼籌并顧,不至于再有以辭害意,或以意害辭的弊病了。”。(2)務(wù)必反復修改。傅雷以“文章千古事,得失 寸心知”為座右銘,以極其嚴肅的態(tài)度從事文學翻譯。他認為,“翻譯工作 要做得好,必須一改再改三改四改”“文字工作總難一勞永逸,完美無疵 ”。(3)重視譯文其它附件部分,諸如索引、后記、注解和譯文序等對于“傳神達意”不可忽視的輔助作用,以便讀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內(nèi)容和形式。
4.美學觀——“神”與“形”的和諧
(1)“重神似不重形似”。“翻譯應(yīng)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辈捎靡苹ń幽镜姆绞?,將中國古典美學運用于翻譯理論,借助繪畫和詩文領(lǐng)域里的“形神論”來探討文學翻譯的藝術(shù)問題。傅雷說過:“要求傳神達意,銖兩悉稱,自非死抓住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湊堆砌所 能濟事?!薄耙庠趶娬{(diào)神似,不是說可以置形式不顧, 更不是主張不要形式?!保吧?”依附于“形”,而“形”是“神”的外殼,“形”與“神”是一個和諧的整體,“形 ”與“神”的輕與重,是無法用二五分或三七開來衡量的。
(2) “神”與“形”的和諧源于譯者的再創(chuàng)造。傅雷曾指出:“譯書的標準應(yīng)該是這樣,假設(shè)原作者是精通中國語文的, 譯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創(chuàng)作。”傅雷還提倡,再創(chuàng)造的“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無生硬拗口之病”“純粹之中文”就是中國規(guī)范語文。但當時新文化所推崇的白話文仍處于有待完善的階段, 跟“外國語文,在豐富、變化上面差得太遠”,“只能達意,不能傳情” 不足以表達原文的內(nèi)容和形式。為了再現(xiàn)原作生動的內(nèi)容、時空的差異和語境的不同, 傅雷認為,“非雜糅各地方言不可”,不妨使用“舊小說套語”和“文言”,關(guān)鍵在于 “如何調(diào)和,使風格不致破碎”。傅雷創(chuàng)造性地采取了在白話文中加入方言 、行話、文言和“舊小說套語”等辦法來轉(zhuǎn)達原文的風格和“神韻”,使之“水乳 交融,語言流暢”。
(3)“神似”與“形似”和諧體現(xiàn)中西美學之精髓。:“ 任何藝術(shù)品都有一部分含蓄的東西,在文學上叫做言有盡而意無窮,西方人所謂的between lines(弦外之音)。作者不可能把心中的感受寫盡,他給人的啟示往往有些還出乎 他自己的意料之外。””。“神似”與“形似 ”的和諧的實質(zhì)在于,既表達出語言的“確定點”——“顯形”,又表達出語言的“未定點”——“隱形”,使之既傳神又達意。
基本就是這些,可能不太全面,望有幫助
翻譯策略定義要比翻譯方法廣一些,比如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紐馬克的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歸化與異化,以及直譯與意譯,這些都可稱為翻譯策略。翻譯策略就是一個整體的把握,比如將錢鐘書的《圍城》譯成英文,翻譯之前先要定好基調(diào),翻譯的內(nèi)容是要偏重易于讓目標語讀者更容易理解呢?還是要偏重原文漢語文化的表達呢?所以,翻譯策略的提出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的
至于翻譯方法,就比翻譯策略范圍小很多,像什么增詞法,省略法,重復法,具體化,加注釋等,就是翻譯方法
1直譯法----就是按照文字的字面意思直接翻譯過來,例如漢語中的“紙老虎”直譯成“paper tiger”,外國人看起來不但深明其義,而且覺得很是傳神,所以現(xiàn)已成為正式的英美民族語言。另外,我們口中的“丟臉”也被直譯為“l(fā)ose face”,“走狗”譯成為“running dog”.由于中國熱而大為外國人歡迎的“功夫”音譯成“kung fu”等也算是直譯法的一種。 2意譯法——有些習語無法直譯,也無法找到同義的習語借用,則只好采用意譯的方法來對待.例如漢語中的”落花流水”用來表示被打得大敗之意,譯成英文便是“to be shattered to pieces”?!盀鯚熣螝狻靶稳萸樾位靵y不堪,可用“chaos”來表達。 3省略法—漢語中有一種情況,就是習語中有的是對偶詞不達意組,前后含意重復。偶到這種情況時可用省略法來處理,以免產(chǎn)生畫蛇添足之感。例如“銅墻鐵壁”可譯成“wall of bronzl” 已經(jīng)足夠,實在無須說成”wall of copper and iron”.”街談巷議“在意義上也是重復的,所以譯成”street gossip”便可以了。 4增添法—為了要更清楚地表達原意,有時要結(jié)合上下文的需要,在譯文中增添一些說明。例如“樹倒猢猻散”可譯成“Once the tree falls,the monkeys on it will flee helter-skelter,”其中helter-skelter是“慌慌張張”之意,是增添的成分,原文雖無其字而有其義,加了使形象突出,有聲有色。 5還原法—一些習語源于外語,翻譯時可使之還原。例如“夾著尾巴”應(yīng)寫成”with the tail between the legs”;”戰(zhàn)爭販子”是英文”war-monger”的中譯;”藍圖”則是”blue-print”等. 追問: 正常情況下的翻譯標準是什么?兩個!
希望能幫助到你,望采納!
詩歌的可譯性 詩歌無論怎樣說也是文學的一種,具有文學意境,這是無容辯駁的事實,無論多么艱深和艱澀的詩歌總可以有自己的一種或多種譯本。
例如,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詩歌是很難讀,也很難懂的,然而經(jīng)過數(shù)代詩歌翻譯家的努力,我們已經(jīng)有了不少較好的譯本。從西方象征主義、意象派到達達主義、超現(xiàn)實主義等各種流派的詩歌作品都有了較好的譯本。
而且有的譯本給我們的審美快感較之原作也并不算差。例如,T.S.艾略特的作品就是這樣。
可能正如艾略特自己在他諾貝爾文學獎《受獎辭》中所說的那樣,詩歌具有某種“超民族價值”,他說:“我認為不同國度、不同語種的人們——盡管在任何一個國家都顯然只是為數(shù)不多的人——可以在詩中彼此理解,這種理解無論何等片面。但依然很重要?!?/p>
艾略特還說:“雖然語言是一種障礙,但詩本身為我們提供了克服語言障礙的理由。
品味別種語言的詩歌,就是對操那種語言的人民的理解,這種理解只能從對詩歌的欣賞中才能得到。我們也不妨回顧一下歐洲的詩歌歷史,回顧一下一種語言的詩歌對其它語言詩歌所產(chǎn)生的巨大影響;千萬不要忘記每個舉足輕重的詩人是如何大大地受益于其它語種的詩人;我們不妨考慮一下每個國家、每種語言的詩歌如果不從外國詩歌中汲取養(yǎng)分,便會衰竭、滅亡?!?/p>
顯然,艾略特的結(jié)論是站得住腳的,這有歐洲詩歌發(fā)展的歷史和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的有力證明。中國現(xiàn)代詩歌創(chuàng)作中有不少詩人也受到了艾略特詩歌的影響,而且是受到了艾略特詩歌翻譯作品的影響。
說實在的,一首外國詩,如果已有很好的翻譯,我們是沒太有必要再去讀原詩的。象趙毅衡譯出的《荒原》,查良錚譯出的《阿爾弗瑞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等。
正如王佐良說:“他早已精通英文,后來他轉(zhuǎn)向英國浪漫主義詩:雪萊、濟慈、拜倫各有一選集,他也沒有忘記英國現(xiàn)代派詩,艾略特的《荒原》就是他重譯而且仔細加注的。他的最主要成績是拜倫長詩《唐璜》的全譯本,保持了拜倫的口語體以及諷刺藝術(shù)的幾乎一切特點,讀起來像原著一樣流暢生動?!?/p>
好的譯詩應(yīng)該是原詩在另一種語言中的化身。關(guān)于化身理論,筆者在此想多說兩句。
關(guān)于詩歌藝術(shù)作品的翻譯,我們已經(jīng)有過不少精妙的比喻,有喻之為“借尸還魂”的,有喻之為“轉(zhuǎn)世美人”的,也有喻之為“投胎轉(zhuǎn)世”的,然而,這些比喻似乎都是建立在原詩的死亡基礎(chǔ)之上的,所以這些比喻都是些蹩腳的比喻,不管是在學術(shù)上多么了不起的人提出來的,都應(yīng)該毫不猶豫地舍棄。而化身理論則不一樣,它更符合詩歌翻譯的實際,而蘊涵了豐富的理論內(nèi)含,不容易引起歧義,因為化身的前提是真身,并不是一首詩有了化身之后原詩這個真身應(yīng)該死去。
總之,艾略特等西方詩人的著名詩篇已經(jīng)在漢語里有了很好的化身,而且這些化身還影響了中國詩人的創(chuàng)作。 我們說詩歌具有文學意境包含有兩層意思。
一層意思是說,詩歌的內(nèi)容是有意蘊的,詩歌作為民族文化的表征,尤其有相當?shù)奈幕瘍?nèi)涵,詩歌的意境、意味來源于意蘊和意義。艾略特所說的詩歌的可理解性、超民族性就是指此。
詩歌的意蘊和意義決定了詩歌還是一個意義符號系統(tǒng),即德·索緒爾所說的sign system。詩歌的可譯性基本上是指此。
詩歌的一些意蘊要素比如情感、意象、情景、人物、事件等是可譯的。當然,在一種語言符號系統(tǒng)中所包含的某些意蘊并不一定能在別的語言符號系統(tǒng)中找到對等的意蘊,尤其是一個民族所獨有的文化意蘊,比如中國文化中“君子”、“淑女”這兩個文化意象的文化意蘊在西方的任何一個語種中都很難找到對應(yīng)物。
然而,這種意蘊一經(jīng)闡釋總可以讓他民族的人能了解、理解和同情共鳴和接受。這種詩歌意蘊的可闡釋性就是詩歌的可譯性。
詩歌具有文學意境的另一層意思是,詩歌是一種語言藝術(shù)。有的詩歌理論家甚至把詩歌定義為最高語言藝術(shù)。
我們說詩歌是語言藝術(shù)也好,最高語言藝術(shù)也好,都是在說,詩歌是一種特別的文體,跟小說、散文等非詩文體不一樣,詩歌所使用的語言是一種抗敘述、描寫和說明的語言。詩歌所使用的語言是一種藝術(shù)性的修辭性的語言。
無論是詩歌作者或譯者首先必須弄懂的就是這一點。愛爾蘭著名詩人葉芝曾經(jīng)總結(jié)他一生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說他寫詩往往是拋掉了一套修辭,而又創(chuàng)造出來了另一套修辭,他的原話是這樣的:“我花費了畢生精力來擺脫修辭……我擺脫了一種修辭,只不過又建立了另一種修辭?!?/p>
葉芝的說法是對的。詩歌之所以是語言藝術(shù),之所以能給我們帶來審美快感,全在于詩歌應(yīng)用了多種多樣的能給我們帶來審美快感的修辭方法,諸如比喻、象征、通感、夸張、反諷、擬人、象聲等。
懂得了詩歌是用各種各樣的具有強大審美效應(yīng)的修辭方法寫出來的的道理,翻譯家在詩歌翻譯的時候,就要盡量保持住詩歌作者寫作時所使用的修辭方法。只有這樣,翻譯出來的詩歌才能保持住原有的審美快感,詩歌翻譯才可能不成為一種困難的事業(yè)。
有經(jīng)驗的翻譯家就是這樣的能保持住原作修辭方法的人。王佐良先生是中國現(xiàn)代詩歌史上卓有成就的詩歌翻譯家。
他曾多次介紹他在翻譯詩歌時盡量保持原著的修辭方法的例證。他曾翻譯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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