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海上絲路明珠

　　正值建城2500周年之際，回溯既往，光陰荏苒，一座城、一條河、一口港，造就了揚州的千年繁華。操著阿拉伯語、波斯語、希伯來語的海外旅客，穿梭于揚州街頭;瓊樓玉宇間繡衣朱履，觥籌交錯;富商巨賈府邸車馬喧囂，鶯歌燕舞;淮揚名物，風華絕代……這就是揚州，既是京杭運河的原點，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淮左名都
　　揚州一詞緣自《尚書·禹貢》，相傳大禹治水時，天下分九州，揚州居其一。今日揚州之地域，與禹貢所載揚州相比轄域甚小。百越一支的淮夷，率部舉遷至揚，建一小國，名曰邗國。春秋時，吳王夫差滅邗，揚州納入?yún)菄硟?nèi)河網(wǎng)縱橫，仰賴水路。揚州先民因“不能一日而廢舟楫之用”，遂鑿邗溝，引長江之水北入淮河，借水路浚通南北。邗溝河渠尚淺不寬，大型兵船無法直貫邗溝，需走海路，海運遂興。越滅吳，楚滅越，楚遂在邗城舊址上筑新城，以“廣被丘陵”之意，取名“廣陵”。此時，廣陵蒞居?？?，挹江控淮，瀕海沿江，地緣優(yōu)渥，交通便利。秦亡后，項羽一度建都廣陵，取臨江都會之意，冠名江都。
　　海上絲綢之路肇始于公元前2世紀的西漢，興于8世紀的唐中葉，盛于10～14世紀的宋元，衰于17世紀的明末。揚州與廣州、泉州、明州（今寧波）、登州（今蓬萊）等，均忝列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港口。兩漢時，長江入海口位于揚州附近，且可近觀“廣陵潮”，廣陵潮是長江入海口潮汐變幻的自然景觀，氣勢洶涌磅礴，蔚為大觀。不少文人墨客謳歌廣陵潮涌，東漢王充在《論衡·書虛》中載有“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魏文帝曹丕親眼觀看廣陵潮，驚嘆“嗟呼！天所以限南北也”;南朝樂府民歌《長干曲》中吟唱有“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lián)u。妾家揚子住，便弄廣陵潮”;唐朝詩人李紳作《入揚州郭》，吟誦有“欲指潮痕問里閭”的詩句……時至今日，揚州依稀能辨大潮洶涌的點滴痕跡，泰州海陵就矗立有望海樓，建于南宋邵定年間，據(jù)此可憑欄觀海。
　　瀕?？拷?，浚通邗溝，使揚州成為通津達海的港口城市。西漢初年，因吳王劉濞平定英布謀反有功，漢高祖命其鎮(zhèn)守廣陵，改封吳國，領3郡53城。劉濞采取一系列“休養(yǎng)生息”的政策，促使揚州社會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他仰仗背?？可降膬?yōu)越位置，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國用饒足，并積極發(fā)展冶煉、采鹽、造船等產(chǎn)業(yè)。憑借強大的經(jīng)濟實力與軍事力量，劉濞暗中私通其他劉氏諸侯王，在漢景帝時掀起了“七國之亂”，與中央分庭抗禮?！盎醋竺肌币粫r震懾京師。東漢末年，兵燹累鉅。三國時，魏吳韃伐頻仍，廣陵成為江淮地區(qū)的軍事重地。西晉歷經(jīng)“八王之亂”與“永嘉之禍”后，海內(nèi)崩裂，河洛蕭條，廣陵數(shù)度遭災。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舉戈南侵，廣陵遭焚毀;宋大明三年（459年），竟陵王劉誕據(jù)廣陵叛變，孝武帝派兵討平，下令屠殺城中全部男丁，僅留5尺以下小童。10年間，廣陵兩遭兵燹，昔日繁盛的廣陵城盡顯荒蕪，轉(zhuǎn)瞬已成“野鼠城狐，風嗥雨嘯”的“蕪城”。
　　魏晉以來，為避禍兵燹，中原百姓渡黃河，涉淮水，直抵揚州。一時間，揚州城內(nèi)流民麇集，熙來攘往。“衣冠東渡”后，東晉為招徠北竄流民遷居江南，置僑州郡縣。在僑民占多數(shù)之地，甚至取消舊稱而代以僑名，形成僑州之內(nèi)有舊郡、舊郡之內(nèi)有僑縣的境況。徐州北部流民南遷后，多數(shù)寓居揚州晉陵郡（今江蘇常州﹑鎮(zhèn)江一帶），政府遂置僑郡，譬如在京口（今江蘇鎮(zhèn)江）置僑立徐州，后易名南徐州。晉大興元年（318年），在揚州又置僑立南青州。晉太寧三年（325年），將南兗州遷址揚州，領有僑郡縣若干。揚州遂一度同時置有南青州、南兗州、南徐州，北遷丁戶居半。南北朝時，揚州成為江北淮南的大都會，加之政府鼓勵紳民海外經(jīng)商以增賦稅，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線遂逐漸南移。既往，由膠東半島出海的北線航路，更弦為自建康（今江蘇南京）沿長江而下，經(jīng)揚州橫渡東海，直抵高句麗、東瀛的中線航路。
　　揚一益二

　　隋滅陳，400年的南北對峙重歸統(tǒng)一。一位傳奇帝王與滋繁揚州邂逅，留下不解之緣。隋開皇元年（581年），年僅13歲的楊廣立為晉王;開皇八年（588年），20歲的楊廣率軍平定陳朝;開皇十年（590年），楊廣奉命赴江南任揚州總管、鎮(zhèn)江都，并與楊素一道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叛亂;隋文帝仁壽四年（604年）七月，楊堅駕崩，楊廣即位，翌年改年號大業(yè)元年。旋即，楊廣征伐民夫開鑿運河，勾稽南北。民間傳說，楊廣因早年封邑揚州，獨愛瓊花美玉，遂鑿運河，以領略淮揚秀色。事實上，運河的開鑿具有深遠而重大的意義：一是長期以來的南北對峙，亟需便捷交通，強化南北融合;二是以長安為中心的關(guān)中地區(qū)，俱仰賴淮揚的財貲和物產(chǎn)。
　　楊廣擷取揚州作為運河中點，構(gòu)建起一條北至涿郡（今北京）、西至洛陽、南至余杭（今杭州）的運河大動脈。揚州不僅是運河的中心，也是利用古邗溝最先開鑿的一段，“發(fā)淮南民十余萬開邗溝，自山陽（今淮安）至揚子（今揚州南郊）入江”，從而溝通了淮河與長江兩大水系?？Ｍê螅\河在揚州與長江交匯，揚州漸成水路交通樞紐。楊廣一生在揚州寓居14年（即位前11年，即位后3年多），而其居隋都長安、東都洛陽不過4年有余。稱帝后，楊廣3次巡幸揚州。據(jù)史載，楊廣為巡幸揚州，所造船量達“數(shù)萬艘”，從者數(shù)萬之鉅。大業(yè)元年的首次巡幸，龍舟船隊從東都洛口起航，耗盡50天才發(fā)盡完畢。一代君王的揚州夢始于揚州，也終于揚州。隋末農(nóng)民起義爆發(fā)，楊廣見天下大亂，無意北歸。以宇文化及為首的叛軍將倉皇出逃的楊廣逮獲，遂命令狐行達將其縊弒，草草葬于江都行宮流珠堂;唐軍平定江南后，于貞觀五年（631年）以帝王之禮，將其歸葬雷塘。直至2013年4月，隋煬帝陵才在揚州曹莊被發(fā)掘出來。入唐后，歷經(jīng)貞觀、開元盛世，江南地區(qū)繁榮安定，社會經(jīng)濟顯著發(fā)展，交通運輸日漸便利。一方面，由揚州南下廣州、交州（古代地名）等地的海路順利貫通;另一方面，由廣州溯江而上，翻大庾嶺，入贛江，抵洪州（今江西南昌），沿長江至揚州的內(nèi)陸交通也得以順暢。除南線外，北線從長安經(jīng)渭水至洛陽，由汴河至揚州的水道成為國家命脈的重要交通線。揚州儼然成為連接南北、溝通海內(nèi)外的重要節(jié)點。“安史之亂”后，關(guān)中大戶競相遷徙江南，揚州因未遭兵燹，漸成全國都會，被譽為“揚一益二”。

　　揚州造船技術(shù)的發(fā)達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發(fā)展的重要條件。唐代的揚州以造船舉世著稱，早在初唐年間，揚州即為唐太宗征伐高句麗的戰(zhàn)船制造基地，并專設有“揚州道造船大使”一職，專司其務。從考古發(fā)掘中也得以佐證，揚州出土的大型古船皆出自唐代。唐政府在揚州遍設造船工場，可造各類江船、海船。唐代宗大歷年間，轉(zhuǎn)運使劉晏“于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船給錢千緡”，共造2000余艘船，每船可載重1000石。同時，民間造船業(yè)也興旺發(fā)達。大歷、貞元年間，揚州富商俞大娘所造之船，每艘可載糧萬石，操縱工匠達數(shù)百人，甚至“養(yǎng)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間”。造船業(yè)的發(fā)達，成為揚州海運勃興的縮影。

　　唐宋以來，揚州的對外交流已形成了固定的海上航路，當時主要分南、北兩條線路。北線從日本九州中部始發(fā)，經(jīng)朝鮮半島南部，沿西海岸北上，向西至膠東半島北部的登州（今蓬萊）登岸，轉(zhuǎn)由濟水入淮河，沿淮南運河抵揚州;或由江蘇北部的楚州沿海登陸，沿淮南運河抵揚州。南線則由日本九州南部的薩摩半島或由北部的博多灣一帶渡海，斜穿東海，直達長江口的揚州。日本歷次遣唐使及鑒真和尚東渡，皆取南線。同時，沿長江至江州（今江西九江）、洪州（今江西南昌），再經(jīng)大庾嶺，可至閩粵一帶;或自長江口直徑南下，可抵東南亞一帶。這些航線的開通，鞏固了揚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日本、朝鮮等地遣唐使，大多由揚州經(jīng)運河，抵達長安。鑒真和尚為東傳佛經(jīng)，歷經(jīng)6次奇險，不幸雙目失明，最終抵達日本。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景觀，就仿制揚州大明寺，寺內(nèi)“盧舍那佛坐像”“藥師如來立像”“千手觀音菩薩立像”均為鑒真弟子——揚州興云寺僧義靜所造，如今皆為日本國寶。揚州成為與廣州、泉州、明州并稱的四大港口之一。唐政府還在揚州設立市舶司，管理藩商與外籍船舶，征收商稅，成為近代海外貿(mào)易管理機構(gòu)的雛形。
　　鑒于朝廷寬松的對外政策，中外商旅咸聚揚州。唐宋時，揚州城內(nèi)商賈云集，涌現(xiàn)了不少來自新羅、高句麗、東瀛、大食、波斯、婆羅門的胡商與藩客。他們寓居揚州，經(jīng)商從學，港內(nèi)一時間千帆競渡、百舸爭流。揚州境內(nèi)的真州（今儀征）、瓜洲等地日趨繁盛，素有“京口瓜洲一水間”。南宋咸淳年間來揚州的穆斯林普哈丁，在揚州寓居10年，并長眠于此，其所創(chuàng)建的仙鶴寺為江南四大古清真寺之一。元代來揚州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更是在這里寓居3年并擔任官職，其游記中載有大量關(guān)于揚州的描寫。當時，藩客、胡商多居于番坊內(nèi)，鮮有雜處，建筑樣式頗具穆斯林風格。此外，為了保佑漁民出海平安，在儀征陳集還建有祭祀媽祖的天后宮、天后樓以及海神廟等建筑。

　　兩淮鹽路

　　明清時期，受“海禁”政策與地理環(huán)境的影響，揚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日益孱弱。自唐開成年間以來，長江下游淤沙沉積，長江入海口漸次東移，揚州由瀕海都會漸為內(nèi)陸城市。因江口淤塞，海船已不能直抵揚州港，揚州在海運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南宋末年，本設置于揚州的市舶司遷移至松江華亭（今上海），元代增設溫州、澉浦、上海，明代遷至太倉黃渡（今蘇州太倉），揚州的地位逐漸被取代。
　　明嘉靖年間，為了應對日本倭寇的侵擾，確保鹽運司課銀的征收和鹽商大戶的安全，揚州城整體東移，遷至舊城外環(huán)河，沿運河筑新城。倭寇平定后，舊城廢置，新城繁盛，鹽商駢至，商民聚集。萬歷年間，南北鹽商多達100余家，“四方之托業(yè)者輻輳焉”，揚州遂成享譽一時的都會。清朝建立后，出于肅靖海匪、鎮(zhèn)壓抗清武裝的政治考量，“海禁”政策更為嚴苛，揚州與海外的溝通日漸羸弱。此時，因鹽引專營，揚州由外銷城市逐步轉(zhuǎn)為內(nèi)銷城市，一度成為全國鹽業(yè)的集散中心。為追逐淮鹽之利，城內(nèi)商鋪鱗次櫛比，鹽商浮華奢侈，多子街兩旁皆綢緞鋪，翠花街“市肆韶秀，貨分隘列，皆珠翠首飾鋪”。鹽商財力雄厚，“天下稅賦鹽稅居半，天下鹽稅兩淮居半”。全國各地的豪商巨賈，僑寄揚州者不下數(shù)十萬，“商賈什九，土著什一”;南河下一帶華屋連苑，盡成富商官邸。
　　近代以來，國門洞開，中國的海外貿(mào)易自主權(quán)徹底喪失，海上絲綢之路被西方的新航路所替代。清道光年間，朝廷改行票鹽法，揚州在兩淮鹽務中的顯赫地位一去不復返;咸豐年間，受太平天國戰(zhàn)爭影響，漕運被海運所替代，揚州內(nèi)河交通樞紐地位宣告喪失;清光緒年間，貫通南北的津浦鐵路全線通車，揚州就此徹底被邊緣化。
　　【責任編輯】王 凱